洪涛：1079年，一首诗差点就令苏东坡送死？

张隆溪教训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第十一章From Ouyang Xiu to Su Shi:The Splendor of Northern Song Literature筹议的是北宋的文学。此章分七个末节，仅苏轼（1037-1101）一东谈主就占了四节 (p.217-p.228)，由此可见，苏轼的重量非轻。

在Su Shi: The Great Literary Genius这节中（p.217-p.219），张教训陈说了苏轼生平第一个大艰苦：身陷 the “Crow Terrace Poetry Case”之中, 险些丢掉人命。“Crow Terrace Poetry Case”即是乌台诗案。

笔者手边千般文学史著述（刘大杰本、游国恩主编本、北大袁行霈主编本、复旦章骆主编本、台大王国璎本）都莫得详谈乌台诗案，而张隆溪教训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花了苟简一页的篇幅陈说诗案始末。

这是特殊特殊的建树(emplotment)，令东谈主联想起历史编纂中的纪事本末体（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七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第三节“以事为纲之纪事本末”)。

不外，在筹议乌台诗案的时候，张教训纠合筹议一首诗，他说：this poemalmost costed Su Shi his life……。这句话引起了笔者的精通。所谓this poem, 指苏轼一首咏桧诗。

由于张教训莫得附上汉语原作，笔者好奇心起：苏轼因为哪一首诗险些丧命？为什么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训陈说这乌台诗案时却说“〔苏轼〕写了一篇谢表，险些杀头……”？（郑培凯《几度斜晖苏东坡》，中华书局2022年版,页139）。

“一首诗”？“一篇谢表”？张、郑两家各执一词。

“乌台诗案”是一诗之案？?

张教训似乎认定乌台诗案是因苏轼的一首咏桧诗而触发的，环节在那首咏桧诗中末行写“蛰龙”（the lurking dragon）:

Awe-inspiring they stand one facing the other,

Their trunks rise up to touch clouds in the sky.

Their roots reach the nether world, never bend or twist,

Known only to the lurking dragon that underground lies.

张教训这本文学汗青上莫得汉字，是以，笔者开首不知谈上头所引四行的汉语原作是若何的。翻查手边千般文学汗青，也看不到苏轼的咏桧之作。

其后在筹议笔墨狱的专书中笔者看到汉语原作诗题应该是《王复秀才所居双桧》(［清］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八)，其内文如下：

凛然相对敢相欺？

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

世间唯有蛰龙知。

( 王水照《苏轼硏究》，1999年，页375。)

有东谈主向宋神宗告讦，上引诗行末句中的“蛰龙”(the lurking dragon)反应作家不敬宋神宗。据张教训的答复: he said the “lurking dragon” Su Shi wrote abou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him.这里, he 即是宋神宗（1048 年－1085 年，1067 年－1085 年在位）。

换言之，宋神宗觉得苏轼所写“蛰龙”和我方无关。所谓“had nothing to do with him”意即“何预朕事？”。宋神宗的原话是：“诗东谈主之词，安可如斯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然而，张教训接下来却说 Eventually, though Su Shi escaped the death penalty,he was convicted…。所谓he was convicted，意思意思是，苏轼罪名建造。

到底，苏轼的咏桧诗有莫得冒犯天子？如果苏诗“蛰龙”与宋神宗无关，如何令苏轼罪名建造？

宋朝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二纪录：

元丰中，轼系御史狱，上本意外深罪之。宰臣王圭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上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缘何知之?”。圭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飞龙在天，轼以为不心腹，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上曰：“诗东谈主之词，安可如斯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圭语塞。章惇亦从旁解之曰：“龙者，非独东谈主君，东谈主臣俱不错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东谈主君也?”(《钦定四库全书》)

这故事被杨仲良编入《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六十二。

既然此诗 (《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不臣”之说，依然被宋神宗狡赖了，如何可能出现this poemalmost costed Su Shi his life... (p.218) 的状态? 这不是首尾乖互吗？

内容情况应该是: this poem 莫得杀伤力，因为宋神宗不信苏轼犯欺君之罪。因此，张教训认定的 The absurdity and virulence of 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被宋神宗一笔抹摋。

总而言之，张教训虽然用了一整页的篇幅吩咐“乌台诗案”的始末，但是，此页的内容前后若干有点彼此矛盾（前边说：咏桧诗蛰龙与天子无关；后头说：苏轼险些因咏桧诗而丢掉人命），令东谈主看了顿感丈八金刚摸不着脑袋。

环节是：“乌台诗案”毫不是一诗之案。

张教训书中把此案说成this poemalmost costed Su Shi his life..., 这句话，过度强调this poem 的份量。

张教训是不是将“乌台诗案”的肇因归于咏桧诗，是不是有所本、有出处？如果有出处，那么，也许是其泉源自己已犯错，误导了张教训。也即是说：错不在张教训。

然则，张教训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全书都不附扫视，因此，读者必须自行检修书中说法的来历。

近八十年出书的文学汗青有莫得哪本有摘要《王复秀才所居双桧》? 咱们不错拜谒一下。

其他文学汗青中若何对待“乌台诗案”?

民国时代，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十九章“苏轼与北宋词东谈主”、第二十一章第二节都筹议苏轼：苏轼“早年因与王安石想法分歧，时受可怜，后因诗谤之嫌……”(古典文学出书社1958年版，中册页241)。可见，此案莫得引起刘大杰的景仰，连“乌台”都没提。

游国恩等东谈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第三章“苏轼”写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逮下狱……”。此书莫得说起诗题。

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册第89页只用了一个扫视就吩咐“乌台诗案”。这扫视阐发: “乌台诗案”是因为“苏轼在湖州任上以诗文讪谤新政”。焦点不在宋神宗身上，而是在“新政”上。

复旦大学章骆主编本《中国文学史新著》中卷第六章唯有一句：“以在诗文中膺惩新法的罪名，被新党逮捕下狱，这即是闻明的‘乌台诗案’。”（页241）。所谓“新法”，指王安石主捏的变法。

可见，章骆主编本亦然以“苏轼膺惩新法”为事件的中枢，而不是苏轼诗中the “lurking dragon”引出了讲解纷争。

苏轼被归入旧党，名列“元佑奸党碑”（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过火周围士医生的文学》，上海古籍出书社，页152）。

总之，以上所论四本文学史都莫得纪录苏轼《王复秀材所居双桧》招来笔墨祸。台湾出书的文学汗青又如何？有详写“乌台诗案”吗？台大王国璎《中国文学史新讲・矫正版》只说苏轼卷入党争（上册，页524）。

张教训在通史中既然特标苏轼之诗案，则此事应为重中之重？咱们也看得细少许。

咏桧诗的“蛰龙”险些取东坡之命，是确实吗？

对于咏桧诗“蛰龙”故事，还有一条“尾巴”。据胡仔（1110-1170）《苕溪渔隐丛话》，苏轼借“龙”辱弄了新党，以彼之谈还施彼身。

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纪录，元丰二年八月苏轼因御史污蔑被捕坐牢后，狱吏想利用《王复秀材所居双桧》作念文章，在审问时迫问：“‘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讽刺？”

苏轼回话得很妙，他援用了王安石的《偶题》：“山腰有水千年润，石眼泉无一日干。寰宇黎民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 (王安石《临川集》卷三十)，宣称我方的“蛰龙”即是王安石笔下的“蟠龙”(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见周紫芝《诗谳》，页4﹔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台北联经，2020年，第五章第九节)。

王安石在《偶题》中说蟠龙不救黎民，却于山间吐泉。苏、王两首诗并排，苏轼“蛰龙”如果是不敬皇上，那么，王安石笔下的“蟠龙”岂不是在指斥皇上不救黎民？

苏轼宣称“蛰龙”即是王安石笔下的“蟠龙”这个小故事，仅仅传奇、轶闻之类，其的确性成疑，然而，其中的“(龙的隐射)逻辑”颇为危急，足以诛连以龙入诗的东谈主，天然也可能会伤及写“蟠龙”诗的王安石。

如果“乌台诗案”是由《王复秀材所居双桧》而起，那么，说this poem almost costed Su Shi his life…也还说得通。问题是：“乌台诗案”不是由《王复秀材所居双桧》“蛰龙案”触发的。

“乌台诗案”由《湖州谢上表》触发

“乌台诗案”的触发点，应该不是一首诗，而是苏轼的《湖州谢上表》。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按照北宋官场规定，苏轼必须上表谢恩。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发了几句挟恨：“陛下知其愚不应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惹事，或可牧养小民。”（萧庆伟《北宋新旧党争与文学》，东谈主民文学出书社2001年版，页45。）

“新进”和“惹事”两个词，是朝廷保守派（旧党）奚落王安石改革派的用语：司马光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其中责骂王安石变法是“惹事”；苏轼在《上神宗天子书》中，把王安石升迁的年青官员称为“新进”（一又九万《东坡乌台诗案》，页25)。

监察御史里行舒亶（1041－1103）收拢苏轼谢表的用语，毁谤：“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神志之言，流俗翕然争相称许。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亦然据谢表发难。

国子博士李宜之指控苏轼：“教寰宇之东谈主，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御史中丞李定（1020-1087）指控苏轼“讪上骂下”，并排出四层次由阐发应该对苏轼处以极刑。四层次由即是四罪：一、深闭固距，其恶已著；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三、言伪而辨，行伪而坚；四、谴责朝廷，怨己毋庸。请精通：是谴责朝廷，不是谴责朝廷陛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一又九万《东坡乌台诗案》页3)。

舒亶从《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1078年) 找出几首诗，掀翻对苏轼的膺惩：“……醉翁之意，怨望其上，讪讟〔渎〕哀吊，而无复东谈主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穷人，则曰‘得到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念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见宋一又九万《东坡乌台诗案》页2)。

舒亶还将征集到的三卷苏轼诗集附上。请精通：是诗集，不是一首诗。舒亶列举苏轼诗句，是不是都针对王安石的新法？舒亶有莫得曲解诗篇诗句的作意？会不会落入the intentional fallacy之中？（对于the intentional fallacy, 请参看William K. Wimsatt & Monroe C. Beardsley的著述。）

从一又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和周紫芝《诗谳》可知，八月十八日苏轼被押到京都，八月下旬就商讨他旧作的本意。九月、十月间，审查苏轼与他东谈主交往的笔墨，举例苏轼写了《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第一首如下:

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当家，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好意思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紛紛不足慍，暗暗徒自傷。

（陈新雄《东坡诗选析》，五南文籍2003年版，页3）

“全生依路傍”可能是说我方（苏轼）东谈主微言轻、不受景仰。临了两句“纷纷不足愠，暗暗徒自伤”化用《诗经・邶风・柏舟》的诗句。《邶风・柏舟》第四章：

忧心暗暗，愠于羣小。

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静言想之，寤辟有摽。

两诗对照，可见苏诗“纷纷不足愠，暗暗徒自伤”的“暗暗”和“愠”的下文即是“群小”。

天然，“群小”莫得在诗中出现（仅仅隐身在“暗暗”和“愠”之后）。“纷纷”指“东谈主多势众”，呼应开头“稂莠登我场”。“稂莠”是什么？莠，狗尾草；稂属莠类。二者王人形似禾苗而无实，是有损于禾苗滋长的野草。“稂莠登场”相对于“我”无安身之地。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有无刺意？苏轼承认此诗讽刺新法党徒。九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苏轼又供出《开运盐河》是讽刺朝廷“非农事而役农民”(涂好意思云《北宋党争与文祸、学禁之关系筹议》，万卷楼文籍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页53﹔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台北联经2020年版，第五章第四节)。

总之，御史台指控苏轼“为作诗赋，并诸般笔墨，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一又九万《东坡乌台诗案》，页4)。从这纪录看，苏轼的政敌莫得只盯着一首咏桧诗，而是兼顾“诸般笔墨”。

张教训说 Eventually, though Su Shi escaped the death penalty, he was convicted…。苏轼“convicted / 罪名建造”，处置却是: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出狱，去黄州当团练副使。

政治化讲解(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苏轼不是因为一首诗冒犯了天子而被捕，单单一首诗也要不了苏轼的命。张教训在书中也有指出苏轼不悦王安石集团的新法，得罪了新党。

张教训抨击《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案中的the absurdity and virulence of 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所谓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即是“政治化詮釋”。

“政治化讲解”是若何运作的？张教训在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沒有詳解，但是，咱们知谈张教训对“为了政治方向而作念讲解”莫得好感。

张教训说过这么的话：“……我相当反对这种为了某种宗教、伦理、政治之方向而歪曲、误读、误解作品文意的阐释，是以我在《讽寓解释》书中特殊强调文本本意的蹙迫，觉得一切阐释都必须以原笔墨面意思意思为基础。”(语见张隆溪《略论“讽寓”和“比兴”》，载《文艺表面筹议》2021 年第1期，页7。罗钢《再论“比兴”与“讽寓”——答张隆溪教训之一》，载《清华大学学报 (玄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5期)。

上引文中的《讽寓解释》，指张隆溪教训的英语专著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Ithaca: Cornell UP, 2005)。这本专书第三章有一节名为Poetry and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诗与政治讲解)。

张教训觉得，经典的讬寓式解读是一种高度意志格式化的解读环节。为了安静某一政治方向，经典一样被后东谈主过度讲解（overinterpretation），其喜悦也因此被扭曲被误解。张教训列举了《圣经》中的《雅歌》和周朝的《诗经》为例（见于第二章）。

在该书第61頁，张教训提到...determined by political aims。简言之，讲解者为了“政治之方向”而特殊作念出来的讲解即是political interpretation。咱们信托，这political interpretation和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2023年) 相去不远。

《诗经》中的诗篇，作家是谁，多数失意无考，因此，讲解者如果非得说某诗是某东谈主作家写来表达政见的，那确信波及揣测因素 (将讲解者我方的揣测等同作家之意)，然而，揣测无名作家的作意很有可能会猜错。

张隆溪教训Allegoresis(2005)一书筹议的主淌若“经典”的解读，不是苏轼诗的解读，不外，书中第三章也举了乌台诗案为例。

政治化讲解(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有时欠妥

话说回首，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是否一定欠妥当？环节是：被讲解的原作，自己是不是恍惚的“政治诗”，如果是，那么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有时欠妥。

苏轼莫得在诗篇中表达对政治的想法吗？苏轼有些诗篇如实蕴有政治信息，正需要秉承者(receptors)作念 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举例《和韵答黄庭坚两首》就蕴有苏轼的政治倾向。

简言之，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of poetry 自己（政治化的讲解）和 absurdity沒有势必的关系，举例：陈寅恪(1890-1969)的诗作，蕴含大都政治元素，须从政治角度进行讲解，参看台湾佛光大学吴亚泽所撰博士论文《诗情史笔——陈寅恪政治诗筹议》，佛光大学2020年。陈寅恪本东谈主也曾对讲解者挖出作品中的政治隐曲暗示首肯，并许以“作家知我”四字考语。

苏轼自己即是政治东谈主物，他身陷于政治旋涡中，对王安石新法很特地见，至心之言，因此，苏轼写的诗为什么不不错有政治含意？如果原诗根柢即是“政治诗”，那么，讲解者使用哀感顽艳的政治化讲解不是很安妥吗？

笔者的意思意思是：不可一刀切、不可预先认定凡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必定不可取。苏轼早年偏疼对政治发表想法，如果读者预先认定苏诗和 politics绝缘，这种前设(presupposition)会令东谈主读苏诗而不得方法。

较稳妥的作念法是充分谈判写稿配景，视乎千般写稿人缘再作念具体的文天职析，举例，乌台审讯中，苏轼有时承认我方某诗确是反新政（日本学者内山精也 [Seiya UCHIYAMA] 指出，因为北宋末的乱局，朝廷的奥密文献流寇民间，乌台文献流传了下来。参看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 苏轼过火周围士医生的文学》，上海古籍出书社2005年版）。过分鼓胀化、一味强调政治化讲解无益，容易滑向“有过之而无不足之彀”。

复旦大学王水照教训（1934 - ）说：“苏诗对新法的膺惩，有时是全篇，有时是断句，波及到险些一谈新法。”(王水照《苏轼筹议》，中华书局2015年，页144)。

试问：苏轼写稿如果正本就有“政治化”的方向(反对新法)，而读者如王水照以“政治化讲解”对待苏诗，岂肯说必定欠妥? 生搬硬套的政治化讲解天然不可取，对此莫得东谈主会捏异议，然而，何需一噎止餐？(读陈寅恪的诗，能不谈政治？) 离开了具体的、内容的案例分析，平方而论终究是意思意思有限。

“蛰龙案”和乌台诗案，有时干系

张教训筹议乌台诗案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为中枢，依据为何？

从张教训的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2005年)第60页, 咱们找到了脉络：张教训是依据叶梦得《石林诗话》陈说的故事。

张教训在Allegoresis一书中标示了出处：inLidai shihua,ed. He Wenhuan, 1:410。按：He Wenhuan 即是何文焕，他编有《历代诗话》，此书收录了《石林诗话》。

然而，史料袒露：《石林诗话》所载，不是惟一的说法。

宋东谈主王巩(1048—1118)《闻见近录》说：“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

若据王巩所述，取“蛰龙”膺惩苏轼之事，耿介苏轼身在黄州（另参王水照《苏轼硏究》河北造就出书社，1999年，页375）。苏轼贬居黄州，是烏台詩案审結之后的事。王禹玉（1019—1085）用“蛰龙论”来窒碍神宗重用身在黃州的苏轼。

王巩是什么东谈主？他熟练苏轼的事？

王巩，是苏轼的好友。苏轼诗集之中，有《送颜复兼寄王巩》、词纠合有《定风云·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东谈主寓娘》(按：王巩，字定国)。

无论咏桧诗“螫龙案”出現在哪个年代，张教训倚重的咏桧诗“螫龙案”，其“讲解的暴力”都被宋神宗煞住。苏轼获罪，也不是因为他写了“螫龙”干犯谤君之罪。

话虽如斯，筹议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仍有它自己的意思意思。底下笔者简介一个案例。

国民党迁台后几十年内，个别移居台湾的学者谈《红楼梦》可爱套用“反清复明”框架，举例潘重规 (1908—2003)的好几本著述即是大谈苍生要反满清、要光复版图，这令东谈主瞎意象潘先生可能是“政治方向先行”（先有政治方向再到演义中找“左证”）。

事实是否如斯，难以定谳，然而，《红楼梦》开头依然声明“朝代年岁，地理邦国，却反失意无考”，故事中的“金陵省”亦然架空的，現在讲解者违抗文本所说，硬说“故事配景是清朝、明苍生想念明朝”，这么能有若干公信力？（参看洪涛《幻笔的艺术：〈红楼梦〉的“金陵省”与“所指上风”释出的要旨》，载《红楼梦学刊》2020年第3辑。这篇文章的简介版，见于“古代演义网”2020年8月16日）。

为何有东谈主宣称《红楼梦》主旨是“反清复明”？惟恐有些学东谈主先落入“贾府故事的配景是明朝消一火数十年”和“方向先行”的圈缋中，然后借《红楼梦》来印证我方的信念、我方想要宣扬的一套。其实，《红楼梦》故事的年代有金陵省、京营节度使之设，而施行宇宙里，明一火以后的日子何来金陵省、节度使？

诳骗这一套路进行讲解的杰出人物，连年有廖咸浩《红楼梦的补天之恨: 国族寓言与苍生情感》(联经出书行状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其论说之环节在所谓“《红楼梦》作家的苍生情感”。

此外，想必是受其留学国外的配景所染，廖咸浩教训不免要动用异邦表面来解说、发扬，其论题之广、论域之大，迥殊潘重规证明甚多。

如果《红楼梦》作家根柢就不是明苍生，则政治化讲解（明苍生的政见、态度等等）将何所附丽？哪一位明苍生明确说过我方写了“反清复明”的《红楼梦》？有文献记录为依据吗？明苍生作家自我遮掩、连姓名都不为众东谈主所知？

天然，不管是谁（作家）都有权辱弄一下满清政局，仅仅《红楼梦》中颂圣言辞也有不少，绝非全书处处抨击满清当局。讲解者如果只挑有益于己说的书中细节加以发扬，刻意无视书中的大关节大配景，能有若干公信力？

套用过“作家已死，读者出身”不雅念(reader-response theory)，讲解者就不错越俎代庖以私见为原作意吗？讲解者这么作念的话，或有小群体受落，但是，长久未免要遇到读者人人的“冷暴力”(细目请读者参看洪涛《红楼梦与讲解环节论》，北京藏书楼出书社2008年版)。

因此，作家本东谈主、作家本意“藏得多深”才是讲解的决定性因素：苏东坡“藏”得较浅，像李商隐那样的诗东谈主“藏”得较深 (参看笔者下一篇文章)。

总结：诗案之本末与纪年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是一册通史。张教训叙述乌台诗案的始末，即是在通史中呈现了事件的本末。那么，书中乌台诗案部分可视为局部的纪事本末体。

笔者相比招供郑培凯教训所说（案件由一篇谢表触发），料定苏轼咏桧诗不是案件的中枢。日本学者内山精也列出乌台诗案涉事诗共49首，其中不包含《王复秀才所居双桧》(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过火周围士医生的文学》，页267)。

天然，张教训借“蛰龙案之本末”来筹议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并非全意外思意思。上文笔者筹议过，论断是：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不错互助政治诗。

纪事本末体和纪年体都是中国历史编纂所用的文学 (参看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张教训的文学史著述擅用纪事本末体，但是，对于用纪年体写成的《哈佛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张教训却不自得，评为：“乱麻”“都讲得相当谋害”“莫得太大的价值。”(出处：2022年10月15日上海复旦大学中中语明国际筹议中心“撰写文学史的挑战”学术讲谈会)。

其实，张教训书中叙述东坡诗案特详，不即是挑出1079年这一年的事来详加筹议吗？（为什么张教训对1079年的事件特殊垂青？有何方向？同为文学汗青，刘大杰本、游国恩主编本、北大袁行霈主编本、复旦章骆主编本、台大王国璎本都莫得对1079年案件作念特殊的处理。)

撰有《文学史的权柄》一书的复旦大学戴燕教训火眼金睛，她看到《哈佛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所用纪年体制有若干克己（戴燕《重写文学史如何可能》，载《念书》2021年6期）。戴燕的想法相比宽厚，至少反应了她对汗青千般性(diversity)的尊重。

“咏桧诗蛰龙案”如果付诸纪年的话，应该编在何年？

如果确如王巩所记，借苏轼咏桧诗发难之事发生在苏轼的黄州时代，即元丰三年到七年之间，那么，“咏桧诗蛰龙案”也就和1079年(元丰二年)遣散的乌台诗案毫无关联。

这么一来，“咏桧诗蛰龙案”的纪年问题可能恐吓到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年) 和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2005) 二书的乌台诗案证明。张教训的中文论文至少两次援用此“蛰龙案”，辞别是2004年6月《讲解的暴力》一文(页9)、2021年1月《略论“讽寓”和“比兴”》一文（页8）。

以“蛰龙”论乌台诗案，其中的不安因素至少有两个：一、“蛰龙案”发生的工夫，有歧说；二、宋神宗依然遒劲否决掉“蛰龙”妄说。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 所述之乌台诗案，是否本末和纪年都值得复按？

后话: “闲东谈主”

这里谈一件“诗案本末”除外的“后事”作结。苏东坡被贬后的第四年，即元丰六年，苏东坡和张怀民夜游承天寺后写了篇《记承天寺夜游》，收尾自称苏张二东谈主是“闲东谈主”。

“闲东谈主”与“忙东谈主”相对，正如出事之前苏东坡自认“老”，不如朝廷的“新进”。“闲东谈主”背后似乎另有“忙东谈主”存在。

值得精通的是“闲东谈主”是苏东坡自称、自嘲，与“新进”“惹事”等语讥刺别东谈主不同，因为“闲东谈主”只说我方，不涉新党新法，这么写天然多了点“退避性”(退避再次落东谈主话柄)，虽然张教训觉得“闲东谈主”是受政治打压后的怨言：behind their forced “idleness” there was a sense of repressed sorrow (p.220)。

此处，张教训似乎据“闲”字读到笔墨背后的repressed sorrow, 这么是不是等同说出了politicized interpretation? 所谓sorrow, 到底是从原文的何字何词释读出来的？张教训强调“任何解释都必须以文本字面意思意思为基础”，禁锢许“过度阐释”（2021:1）。那么，为什么能从“闲”(“idleness”) 能读到repressed sorrow?

苏东坡自称“闲东谈主”，有无政治含意？自称“闲东谈主”，指涉边界只限于自身，难谈不是为了幸免再堕入政治风暴中吗？苏东坡的作家之意，和讲解者之意，能一致吗？作家之意相比蹙迫，如故讲解者之意更蹙迫？

附记一

对于纪年体的作用，请读者参看“古代演义网”2024年3月21日洪涛《诗史断裂是特地为之?——略谈纪年体的作用》一文。此外，对于文学汗青用纪年体和《哈佛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请读者参看“古代演义网”2023年12月13日，洪涛《从哈佛博士非议〈哈佛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谈起（读张隆溪教训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四）》一文。

附记二

2024年5月26日，“古代演义网”注销洪涛《试以远读法 (distant reading) 扞拒遁藏式经典史》一文。统一天，笔者发现，张隆溪教训在2015年5月9日香港浸会大学一次演讲中也说起distant reading, 他说：“意大利学者莫雷利（Franco Morretti），他在好意思国教书，是很蹙迫的一个月旦家，他提倡一个蹙迫不雅念，即是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我刚刚讲因为宇宙上文学作品数目惊东谈主，咱们的人命有限，不可能每个东谈主读宇宙文学。莫雷利所谓远距离阅读即是一个管制这个问题的目的。算作一个相比文学和宇宙文学的筹议者，天然你方法先对两种或几种文学传统有深刻的了解，但是在这个除外，你不可能读扫数不同文学传统里的作品，是以你就应该读其他国度学者最佳的学术著述，望望他们讲的那些国度最蹙迫的文学作品是什么，这么的了解就比你奏凯读原文有用益得多。”

张隆溪教训心中的 distant 是指“远距离”，而“远距离阅读”是指“读其他国度学者最佳的学术著述”。